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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持续强化，成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一环。然而，当防护网越织越密，一些执行层面的做法，是否在无形中模糊了必要的边界。前不久，一位律师在银行取款时被询问私人用途，以及一名医生因手机号可能存在涉诈风险而停机的遭遇，将这一现实矛盾推至台前。两起事件虽是个案，却共同指向一个普遍性疑问：我的钱、我的号，究竟谁来做主？（11月11日 央视新闻）
近日，山东东营一名律师取款不足5万元，仅因用途为“随礼”，便遭银行柜员反复追问资金来源，甚至被翻查流水、报警核查，最终愤然离去。这一事件引发舆论哗然，也再次将“银行取款盘问”这一老问题，推上风口浪尖。在反诈形势严峻的背景下，银行加强风控本无可厚非，但若以反诈之名，行“有罪推定”之实，无疑已背离法治精神，沦为对公众权利的粗暴干预。
诚然，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，确有反洗钱、反诈的法定义务。银行柜员作为“第一道防线”，也面临内部问责与监管压力。然而，责任不能成为越权的挡箭牌。当“1万元以上取款需说明用途”成为普遍操作，当客户被要求自证“资金清白”，这已不是风险防控，而是将公共安全责任转嫁给普通民众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“一刀切”式盘问，往往防不住真正的诈骗，却让守法百姓深受其扰。诈骗分子惯用分散转账、虚拟交易等手段规避监管，而银行却将审查重点，放在普通储户的“婚丧嫁娶”“家庭备用金”上。有网友犀利指出：“真正的诈骗防不住，总是为难老百姓！”更有甚者，反诈中心电话“无人接听”，银行却以此为由限制取款，岂非讽刺？若连银行都难以联系反诈部门，普通民众遭遇诈骗时又该如何求助？
从法律角度看，银行的问询权并非无边界。《反洗钱法》赋予银行核实交易背景的义务，但前提是“合理怀疑”，而非对所有大额交易一律设防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明确要求“最小必要”原则，银行索取与交易无关的信息，如具体消费场景、亲友转账细节，已涉嫌侵犯隐私权。央行2025年发布的新《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也明确取消了单笔5万元以上存取款“必须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”的硬性要求，释放出规范执法、保护权益的积极信号。
反诈的初衷是守护安全，但若以牺牲公众信任为代价，便是本末倒置。银行应转向技术驱动的精准风控，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异常交易，建立客户风险分级与“白名单”机制，对信用良好的客户简化流程，才是可持续之道。同时，加强员工培训，避免以审讯姿态对待客户，方能重建服务温度。
反诈不能成为侵犯权利的借口。真正的安全，应建立在法治、技术与尊重的基础上，而非让普通人取自己的钱，也要如履薄冰。银行当自省：你们是在守护资金安全，还是在制造恐慌？监管部门更应尽快明确问询边界，杜绝“地方土政策”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唯有在安全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，金融体系的公信力才能真正立得住、行得远。（张西流）
